如果说，汉末三国时代的关羽是被塑造成神的话，那么汉初的韩信就真的是神一般的存在。忍受胯下之辱，月下追韩信，从默默无闻到登坛拜将，再从助汉灭楚再到“谋反”被杀，韩信的一生真是充满传奇的一生。

翻开史书，无论是《史记》还是《资治通鉴》，都记载了韩信被杀的原因是谋反。事实果真如此么？韩信真的会谋反么？

众所周知，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封建帝王杀了谁，随便说个罪名都可以被记进历史，白纸黑字口耳相传，然后便会被后代当成史实。虽然司马迁有着严格治史的学术态度，但他得到的资料本身就可能是假的，对于同时代的事情，司马迁的记载基本符合史实，但对于久远的历史，他也只能从当时现有的资料和民间传说中去寻找。韩信死于公元前年，司马迁生于公元前年，从公元前年开始撰写《史记》这本书，其间相隔近一个世纪，他不是历史的亲历者，只能根据官方资料去写。而汉以后的历史著作无不参考《史记》，其真实性都是值得推敲的，现如今只能从逻辑和人物的性格上抽丝剥茧地分析，而真相也许再也无法得知。

从逻辑上看，韩信不可能谋反。当初楚汉争霸相持不下的时候，韩信占据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：助汉则汉胜，助楚则楚赢，自立则形成三国鼎足之势，汉楚齐谁也奈何不了谁。当谋士蒯通将这个形势分析给韩信并劝其反汉自立的时候，韩信不忘刘邦的知遇之恩而没有反；刘邦将韩信从齐王改封为楚王让他离开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时，他有联合英布、彭越共同谋反的机会时也没有反。最后由王降级为侯并住到了京城之中，手中已没有兵将可用，这种毫无胜算的情况下更不可能造反。更主要的，在被人诬告谋反，刘邦亲到楚地捉拿了韩信之后，除掉他易如反掌，而刘帮并没有杀他，只是贬低了他的爵位，这使韩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刘邦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只要自己不造反，刘邦便不会加害自己。

韩信这样想并没有错，刘邦并不认为他会造反，也没有想过要杀他——否则之前就不会放过他，仅仅是降级并搬到自己身边来住。当他得知韩信死后，态度是“且喜且怜”（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），喜的别人邦自己除掉了隐患并且自己不用承担杀功臣的罪名，怜的是没有韩信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并且他确信韩信不会谋反。

至此真相大白，所谓“谋反”不过吕后和萧何他们除掉韩信的借口，那么问题是，他们为什么要杀掉韩信呢？这就是韩信自身的问题了，一切都源于他的性格——清高，自恋。

韩信是一个清高的人，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。当初他忍下了胯下之辱，我们今天虽然钦佩他的选择，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如何？难道他知道自己将来有机会成为决定天下大势的人么？不可能。在那个信息落后的年代，一个底层平民有再大的本领也难有机会出人头地，那他忍辱的心理动力是什么？要知道，历史上的专诸、项梁，包括关羽都是盛怒之下杀了人之后跑路的，韩信没有像个大丈夫那样怒发冲冠，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清高，他不屑于将自己和市井流氓划上等号，甚至许多将相们也没有入他的法眼。

韩信降级以后，经常称病不朝，总是闷闷不乐，“羞与绛、灌等列”（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），明确表示，以与周勃、灌婴这些同等地位为羞。这些话实在是太伤人了，要知道，周勃、灌婴这些人也都是赫赫战功并被刘邦封了侯，他们与韩信最大的不同，就是韩信是有相当智慧的军事家，这些人只是一介武夫。最过分的是有一次他到樊哙家去，樊哙跪拜送迎——樊哙也是战功卓著，曾经在鸿门宴上立下大功，而且他和刘邦还是连襟关系——两个人都是“侯”，樊哙如此尊重韩信也着实不易，可他不仅不领情，出门后反而自嘲说：“生乃与哙等为伍！”可见韩清高到了何等地步。

刘邦这样的草根精英能够发展壮大到称帝，离不开一般“原始股”的兄弟们，主要包括萧何、曹参、周勃、樊哙、灌婴、夏侯婴等人，这批人同为老乡，是刘邦革命的早期战友，称王称侯之前大家相互之间就很熟，基本没什么秘密，知根知底，结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，这种亲密关系是任何后来的外人所无法取代的。韩信因萧何的推荐登台拜将之后，因为清高的原因从来就没有尝试过进入这个“俱乐部”，实际上也没有进入过这个以萧何为主的核心圈子，始终是一个外人。这个“俱乐部”随着吕后（樊哙是吕后的妹夫）的加入而升格为“皇家俱乐部”，此时落魄的韩信不仅不懂得向核心靠拢以求保护，反而变本加厉地清高，公开瞧不起“皇家俱乐部”的成员，后者萌生欲除之而后快的想法再正常不过，于是共同编织一个谋反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。

当清高发展到极致后就是自恋。韩信能够忍受胯下之辱的心理基础就是自恋。当他封了楚王回到淮阴之后，对从前请他吃饭的漂母赠予千金的做法很正常，免费供他吃饭但因老婆不乐意的亭长仅赐百钱不过有些小气，不是金钱方面的小气，而是怜惜当初没饭吃的自己才没有包容理解他人的小气，对当初侮辱自己的少年，则给“中尉”的高官职位，这无非是作秀展示自己而已，归根结底，这些都是源于内心不可抑制的自恋。而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个性，最终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。